据健康报旗下的公众平台药点报道，首批国家药价谈判目标已经确定，有5个品种，分别是治疗多发性骨髓瘤的来那度胺（新基医药）；治疗乙肝的替诺福韦酯（吉列德）；治疗晚期非小细胞肺癌的吉非替尼（阿斯利康）、厄洛替尼（罗氏制药）和埃克替尼（浙江贝达）。此次谈判结果将于2016年开始执行。
据了解，国家药价谈判的基本原则包括建立国家、省两级药品价格谈判制度，国家谈判议定全国统一的采购价格，其他专利药品和独家生产药品由省级谈判，鼓励省际跨区域联合谈判采购。 据分析，这些药品之所以被纳入首次谈判，其主要原因在于这些药品价格比较高，以吉列德的替诺福韦酯为例，每位患者的抗乙肝病毒药物月均费用约为1500元，年均费用至少约为1.7万元/年。这一价格显然是高于其竞品的报销后费用。如果能够通过此次谈判，将价格降下来，将有助于进入医保报销范围。 价格谈判依据是国外价格？ 11月26日，在广东省药品交易所年会上，国家卫生计生委卫生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、医药政策室主任傅鸿鹏在谈及药价谈判时表示，药品价格谈判是国际常用手段。今年，中国出台的《关于完善公立医院药品集中采购工作的指导意见》（7号文）指出，中国将进行药品价格谈判，由药品价格谈判委员会负责。 根据国际经验，药品价格的参考依据主要是药物经济学评估、内部价格参考、外部价格参考。参考国外药品价格也是价格谈判的一种方法，欧盟有些国家在用，目前国内讨论的比较多，那么，中国在药品价格谈判时极有可能会引用国外药品价格。 药品价格谈判的准则各个国家相差不大，其中意大利的比较系统，大致有以下准则：对疗效欠佳的药品分析其成本效益、对可替代的药品对比其风险效益、对功效相同的药品对比其每天治疗成本、评估国民医疗保健体系的经济影响、评估新药品的市场份额、欧洲国家的价格和消费数据。此外，从印度药品价格谈判思路看，除了参考欧美国家药品价格，还将人均GDP加权的价格考虑在内。此做法对中国亦有一定借鉴意义。 关于药品采购，傅鸿鹏解释道：“药品采购主要通过招标和价格谈判，同时，药品单独采购和药品集中采购是并行的，而我国的分类采购也是一个长期坚持的原则。” 在中国，集中采购政策将会长期坚持，而分类采购需要长期执行，其符合市场交易思路。药价靠市场形成，市场格局首先要合理。当前，药品集中采购的政策环境正在逐步改善，新医改正在构建合理的市场格局，包括公立医院改革带来的“医药博弈”和医保支付改革推开后的“药药博弈”。 最后，傅鸿鹏指出，医改目标基本实现后，集中采购将走向新的发展阶段。从强制集中到自愿集中，带量采购自然形成，二次议价自然消失。同时，双信封随之改革，变成资质预审。此外，省级平台的服务功能将更加完善。